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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儒学到儒商,儒家商道智慧

2019-11-17 作者:历史朝代   |   浏览(145)

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正发生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身处这一变局之中也正经历着由传统到现代的巨大历史转折,经济的发展创造出于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应对变局需要思想定力,延续奇迹需要历史智慧。儒学作为生发于中国本土文化场域的社会正统思想,塑形了中国人最基本的价值追求和理想信念。儒商及儒商精神是以中国传统儒学为思想底色而生长出的具有鲜明思想特征和历史予意的东方道德伦理智慧。深入阐发中国儒家这一思想智慧,挖掘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精髓,从而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念的人文经济思想,成为儒学研究者和企业家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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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儒商精神如何保持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历史间距。儒商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在地浸染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实现儒商精神的时代转换,就要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中绵延与充盈这种文化基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史李存山研究员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承继,儒商是中华文化的旧邦新命。儒家接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和“民本”这一最高价值取向,并将其传导至商业的法则。北京大学陈少峰教授认为,发扬儒商精神应当将儒家注重“领导力”与法家注重“管理”结合起来,同时,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结合则会产生一种“领导的艺术境界”。还有的学者从诚与信、命与遇、人与物三个方面着重阐述了张载思想与儒商精神的内在关联。

7月28日,《儒家商道智慧》新书发布暨专家研讨会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国防大学等单位的30多位专家学者和10多位中央级媒体记者,围绕如何深入“弘扬儒家商道,构建企业儒学”进行研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当前中国,“企业儒学”叫的不够响,需要我们大力宣传和弘扬。

儒商,即经商的儒家人士或信奉儒家思想的商人,它不仅是一个商业的称谓,更是一个文化和哲学现象。儒商精神是根植于儒家思想的商业伦理道德,是儒学在时代活动中的鲜活诠释,它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支撑了几千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对儒学、儒商现象、儒商精神的历史溯源与前提追问,是辨明儒商精神这一概念核心意涵的前提性依据。

据悉,本次会议由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孔子学会和中国实学研究会指导,中华孔子学会儒商会、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主办,博鳌儒商论坛承办。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大学干春松教授主持了研讨会。

韩国中央大学梁承武教授认为,在历史上,儒商的鼻祖是孔子的著名弟子子子贡,子贡既是追随孔子的儒者又是成功的商人,这种双重身份的最初结合,标志着“儒商”的诞生。而作为社会群体的儒商,兴起于南宋、渐显于明代、明清之际正式形成。儒商精神根源于儒学思想的核心——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同时,儒家并非仅仅强调伦理道德,也注重社会民生,经营事业并非仅仅为自己谋利,也为建设富足的“王道”社会贡献力量。复旦大学哲学院吴震教授则认为儒商的广泛出现可以追溯至北宋初期,并将儒商界定为一个复合性的概念,它既是“士”和“商”两个阶层的结合,又是经济现象和思想现象的融合。中山大学黎红雷教授则认为中国儒商精神体现为“德以治企、义以生利、信以立世、智以创业、仁以爱人、勇以担当”六个方面。

陈来教授在《儒家商道智慧》新书研讨会上发言。马慧娟/摄影

第二,儒商精神为世界注入共同价值理念,是解决国际争议和摩擦的精神资源。世界文明的联结需要共同的价值理念,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和平交往同样需要共同的价值理念作为基础。儒商精神为当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争端提供了智慧方案。世界儒商联合会会长、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认为,中美两国共同的价值理念只能是儒家的“仁、义、理、智、信、孝、悌、忠、廉、耻”。如果中美两国政治家都共同遵守孔子倡导的“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之道”,则中美贸易摩擦就会得到公正解决。梁承武先生认为,当今多元化的世界, 期盼根源于东亚儒家文化的儒商精神的复兴,这一精神怀有有文化意识、现代意识和世界意识,具备创造能力、理财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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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执笔人:平成涛 工作单位:扬州大学

长江商学院助理院长周立认为,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需要呼唤一种集中全球人文精华的大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大智慧,我们需要通过正确的途径向世界传输,传递中国的声音,传递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在这其中,企业家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黎教授这本书有很多好的东西,前面专家学者都说了很多了。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特色,用马克思的观点来说,就是他把很多对立的东西看成一个统一的东西,把儒和商辩证统一的关系讲得很清楚,他重视儒,但是不否定商,而且还强调商的重要性。强调义,但是并不忽略利,我们讲儒商,如果商不成功,没有利的话就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日前,由中国孔子基金会、上海市儒学会、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共同主办,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儒商高等研究院承办的“从儒学到儒商——儒商精神研究的当代价值与国际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沪举办。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德国、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齐聚上海,共同签署并发布《国际儒商文化交流合作上海共识》,合作共建国际儒商文化交流合作平台,共同探讨当代儒商精神研究的时代价值和国际意义。

国际儒联教育普及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践教授认为,本书抓住了儒学的基本思想脉络,并将其作为儒学与当代企业的一个结合点进行阐释,非常清晰,也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做了一个很好的融合。

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张雄教授指出,传统儒学其历史积极性质的发挥,取决于现时代转换的三个关键环节:其一,精准切入当下中国现代性发育和发展的实践活动;其二,赋予现代儒学精神的新内涵与外延,既看到传承的连续性,又看到当下转换的本质不同。这种不同在于:前现代与现代性背景状况不同,现代儒学精神不是单一的儒学传统的复制,而应当将儒学精神视为代表着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历史灵性”之一,儒学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它不是“独尊儒术”的历史教条,而是融儒学及其他优秀传统文化为一体的新时代文化样态,因而,现代儒学精神既有着孔子的精神路标,也是当代中国人从历史走向未来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智慧凝聚;其三,在新时代的新实践,不断创新出具有重要时代价值的当代儒学精神的新思想、新理念。

最后,博鳌儒商论坛向中华孔子学会、中国实学研究会、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北京卓越企业家成长研究基金会赠送了新书。

儒商精神是中华文化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贡献的集体智慧,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风云激荡、激烈博弈的今天,儒商精神中的“和合精神”、“利他精神”、“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价值理念,对于构建互利共享的世界经济体系、对于21世纪的全球治理秩序、进而对于人类从利益共同体走向命运共同体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应当把儒商精神作为全球性人文经济学术课题,进行全球视野下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与研究,不断开创中国儒商精神的世界叙事。

国际儒联教育普及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践教授在发言。央视网王玉西/摄影

第三,儒商精神如何获得世界文化思潮碰撞中的自我主张。中国经济正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度进入世界市场,同时中国文化也正发生着与世界文化思潮前所未有的交流与碰撞。儒商精神具有开放包容的时代品格,实现这一精神的时代转换,需要在积极接纳不同地域文明成果的同时,不断获得能够创造时代价值的自我主张。复旦大学哲学院徐洪兴教授在谈及儒商精神的存续及其现代转换时,提出了三个要点:从儒商精神从知识考古到现实落地的转换;儒商精神主体从经济人到文化人的转换;儒商精神从地域性文化向世界性课题的转换。上海儒商分会会长、企业家丁兴才则强调,儒商精神在拓展自身内在意涵过程中应体现出一种“文化自觉”。

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中央党校王杰教授强调,《儒家商道智慧》提出的儒商的八大智慧,其实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里面讲了德的问题、诚信和自律的问题,对一个企业家来说,非常重要,对企业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习总书记讲,“打铁还需自身硬”,欲胜人者必先自胜,在企业家中也应是铁律。另外一个感受是能否对今天的林林总总的企业把儒家的思想理念搞成一套评价体系?现在自称为儒商者甚众,以为有点钱,捐了个学校就是儒商了。究竟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儒商?应该有一个标准。

儒商精神的时代转换:三个核心问题的解答

人民出版社编审方国根认为该书有三大特点,其一,运用文化资本的理念揭示作为儒家商道之根源的儒家智慧的根本内涵和价值,重新界定和诠释当代新儒商的本质特征。其二,探讨了当代儒商实践的真正成功经验,以及对当代管理理论发展的影响。其三,本书试图运用企业理论和企业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从企业管理来系统探讨儒家商道智慧的学术著作,贵在学术创新。黎教授将儒家的治国理念转化为现代企业的治理哲学,以儒家之道驾驭现代管理科学之术,不但解决了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问题,而且为儒家在当代的复兴开拓了新的途径。

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正发生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身处这一变局之中也正经历着由传统到现代的巨大历史转折,经济的发展创造出于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应对变局需要思想定力,延续奇迹需要历史智慧。深入阐发中国儒家这一思想智慧,挖掘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精髓,从而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念的人文经济思想,成为儒学研究者和企业家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这种不同在于:前现代与现代性背景状况不同,现代儒学精神不是单一的儒学传统的复制,而应当将儒学精神视为代表着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历史灵性”之一,儒学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

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当代的企业家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为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贡献了力量。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强调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活各方面,企业家在这方面将大有作为。《儒家商道智慧》的出版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的一个示范。

(作者系扬州大学硕士生导师、哲学博士)

黎红雷教授在致答谢辞。马慧娟摄影。

职称: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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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精神的历史溯源与前提追问

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理事长牛廷涛在给研讨会的致辞中肯定了《儒家商道智慧》在融合市场经济与儒家智慧方面的贡献,集中体现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与时偕行”、“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知行合一”的入世精神、济世情怀和担当意识。他认为这对于开拓“企业儒学”的儒学研究新领域具有标志性意义。中华孔子学会儒商会执行会长陈志峰在致辞中表示,黎红雷教授多年致力于中国儒家哲学的研究和运用,把它用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企业家成长的轨迹上,让很多企业家找到了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初心和意义,这对引导更多的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走向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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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精神;文化;儒学;儒商;儒家;道德;孔子

《儒家商道智慧》新书发布暨研讨会现场。马慧娟/摄影

第一,创构儒商精神的世界话语,需要学理研究与实践运作之间的多向度联动。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秘书长牛廷涛先生认为,实现当代儒商精神的时代价值与国际意义,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积极因素,建构符合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需求的儒商精神,应当从三个方面来着力:其一,超出单一的学术或商业话语,建立完善多方融合的长效运作机制;其二,超出单纯的理论创见视域,打造专业化儒商研究和教育队伍;其三,超出单向的愿景规划,从当下资源的筹划中建构全新的商业文明。此外,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会长朱杰人认为,还应当注重儒商精神的实践创新,提炼当代中国企业家以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儒家文化圈中的各种成功商业经验。

陈来教授认为,黎红雷教授是我们中国哲学学科里面唯一指导中国管理哲学和儒家管理哲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也是最早在中国哲学学科里面从事中国管理哲学、儒家管理哲学研究的学者。1991年黎红雷教授就出版了《儒家管理哲学》,从第一本《儒家管理哲学》到这本《儒家商道智慧》,我想标志着这个学术体系的全面展开。这本书是讲八大智慧,是达用,更多的聚焦在儒家管理的实践智慧。从哲学的根据转向实践的智慧,使得他自己有关于儒家管理指导,从体用两个方面做了更完整的建树。特别是这个研究是今天儒学里面最接地气的研究,把儒学在当代的在场分为三个领域,学术的儒学、文化的儒学、民间的儒学。红雷教授的这个研究贯穿在学术、文化和民间三者之间。学术研究是学术儒学;企业文化、企业智慧,商道的研究方面有文化的意义,又有属于民间儒学的发展形态。所以他的研究能够贯穿从学术儒学到文化儒学到民间儒学的形态,非常珍贵。

第二,儒商精神如何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义利之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端与发育直面着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即义与利的关系问题。而对这一关系的回答涉及整个儒学发展的核心脉络,构成儒商精神的内在思想关切,某种意义上,义利之辨成为从儒学到儒商的思想联结点。韩国首尔大学郭沂教授以“人性与道德——儒家义利观的新诠释”为题,阐发了儒学以“德”和“性”为核心的人性论基础,强调了儒家“不否定利”、“以义为利”的义利观。孔子第七十五代孙、世界儒学大会秘书处秘书长孔祥林教授讨论了“先秦儒家的义与义利观”,阐发了从孔子的重义轻利,到孟子论义的道德修养维度,再到荀子的重义轻利倾向的思想演变过程。上海财经大学哲学系刘静芳教授则提出“以道观利”的独特观点,以此探索超越义利之辨的一种方式。

本次研讨会承办方博鳌儒商论坛副监事长潘冬晖向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主任张华赠送《儒家商道智慧》。马慧娟摄影。

我们今天对儒商精神的阐释,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促生和保持儒商精神的时代鲜活性,这要求沉睡在历史语境中的儒商精神不断深入到现实语境的感性确定性。即是说,从历史走向未来的儒商精神,必须实现自身的时代转换,而在这一过程当中需要深刻回答三个核心问题。

中央党校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领导干部学国学”行动发起人王杰在发言。潘冬晖/摄影

第三,儒商精神与世界历史进程及其文化培育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人类生活的世界走向是历史大势,儒商精神的内在理念契合于世界性交往活动中对理性行为规范的诉求、契合于全球化治理过程中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价值导向、契合于人类全面发展事业对仁义精神的追求。会上有外国学者认为,儒商精神与全球化进程所要求的文化是内在一致的。同时,“当代儒商是中国自身对于世界合规文化的贡献”,其与西方的合规文化并非矛盾的。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祝家华教授认为,儒家思想为人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最高的道统,而在实践意义上道统良知必须是人的根本。此外,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翁诗杰先生和德国曼海姆中文学校校长刘元华女士在强调儒商精神世界传播的紧迫性的同时,都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应当互相理解和尊重,儒学和儒商精神的普及传播过程,需要平等对待其他国家和地区多样的文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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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不息:不断开创中国儒商精神的世界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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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田辰山教授则从中西比较哲学的角度来谈了自己的感触。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中国企业家取得的成就不在于市场经济,而在于中国文化本身内涵的力量。中国企业家的方向是什么?儒家商道智慧,加上我们自古以来在中华文化当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元素,也就是说企业家不应当只是一个企业家,企业家应该是一个政治家,企业家应该是一个哲学家,企业家还应该是一个有人类胸怀、有情怀的,也就是所谓人文的东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也是一个“平天下”的概念,我们今天整个全球都面临着建设一个新的经济秩序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如果把这本书的发行、写作作为一个新的信号放到这么一个大环境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陈来强调,他个人觉得“企业儒学”的观念大家关注度好像还不够,从现在的经济生活来讲,企业所代表的经济活动占总的经济活动的比重比农村经济占的更大,而且放眼未来比重会越来越大。因此“企业儒学”在儒学的发展中所占据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所以我们应该叫响“企业儒学”这个口号,现在叫的还不够响,似乎还没有“乡村儒学”那么响亮。而且从文化的转型来讲,我的看法是如果以儒者作为主体来讲,儒学的现代转化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新外王”的展开,古代的“外王”主要在政治领域,近代以后儒学的“外王”领域拓宽了。如果以儒者作为主体来讲,政治研究不再是一个主要领域,当然政府怎么样吸收传统文化有自己的逻辑,儒者作为主体来讲,新外王活动的展开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企业儒学”。所以,“企业儒学”应该是现代社会儒学“新外王”转向的一个重要支点。

国防大学教授朱康有认为,第一从管理学的文化基础来看,这本书里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第二黎老师这个书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他构架了一个儒家管理学的理论体系。第三黎教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从企业管理方面,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实学文化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把企业管理者容纳进来,体现了经世致用。

黎红雷在答谢中表示,他本人自1987年开始探讨如何将古老的儒家治国之道运用到现代企业管理活动中去,从开始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儒家管理哲学》到今天这本《儒家商道智慧》出版,刚好三十年。在这过程中,我受到太多国内外学界前辈、同辈和后辈的鼓励和帮助,从我的老师成中英先生、杜维明先生、曾仕强先生开始,可以列出一大串长长的名单。而这次研讨会的举行,意味着企业儒学已经从企业家的实践,进入了学术界的视野。学者与企业的紧密合作,对企业儒学乃至当代儒学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企业是当代社会最活跃的组织,也是当代儒学最有活力的生长点。他希望更多的中国企业家,在经商办企业的过程中积极弘扬儒家的商道智慧,不断“精进”,共同推动当代儒学和企业儒学更加深入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梁涛认为,社会对儒学管理的需求非常强烈,我们也有一个很强烈的想法,就是今天当代“新儒学”的建构,怎么在今天的社会中激活儒学?孔子、孟子他们都是在面对社会生活中,面对具体的问题中一点一点的形成了他的思想。今天的儒学“新外王”应该是在社会的领域,当然包括我们企业。在这样一个领域当中,我们逐步的来把儒家的智慧渗入进去。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来丰富我们对于儒家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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