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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族回忆溥仪,我和叔叔溥仪的20年

2019-10-03 作者:历史朝代   |   浏览(65)

见到爱新觉罗•毓是在北京十八里店,一个复式的跃层小楼里。就在这个普通的住宅区中,住着溥仪的亲侄子。Kq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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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1日晚, 在伪满洲国皇宫的日子走到了尽头,这座曾经让 寄托了恢复大清基业无限幻想的伪皇宫,也在兵荒马乱之中,成为一片废墟。此后的 在苏联赤塔和中国抚顺的战犯管理所里经历着人生的重大转变。1959年12月底,经历与李玉琴婚变两年之后,他撕下衣服胸口的981编号,走出了抚顺战犯管理所。40年前的1967年10月17日, 病逝于与北京。 绥芬河火车站的绝密行动 1950年8月3日,凌晨,中国东北黑龙江省中苏边界,绥芬河火车站。 浓雾笼罩着山城,百姓还在沉睡,边境一片寂静。凌晨四点,21岁的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局干事程远行在夜色中匆匆来到绥芬河火车站。 「车站很小,很严肃;没有老百姓,很肃静。」在距离那个清晨57年之后,83岁的程远行对半个世纪前那天浓浓晨雾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表情、每一丝动静,依然记忆如新,「但是作为市里头,是处于一级战备。一旦发生情况的话,我们的人私下都已经作好准备。说穿了就是都早已埋伏好了。两边都有军队。如果是要闹事,一个都跑不了!一级战备!」 程远行是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之命,到绥芬河火车站执行一项绝密任务。今天,这里将迎来一辆绝密的国际专列。 凌晨6点整,从远处苏联方向传来的火车声打破边境的沉寂。专列在浓浓的晨雾中驶入了车站。车门打开,一队荷枪实弹的苏联军人迅速排开。 「他是第一个下来的,我一下就认出来了,」当时在场的护士赵毓英回忆道,「高高的个子,有一米七多;40多岁,戴个黑边眼镜,他在伪满的时候也戴个黑边眼镜;长脸,穿一件可能是黑色的西装,手拎个皮包。」 1959年大赦前,溥仪、溥杰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劳动改造 「没有黄袍玉带,也没有穿日本的服装,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下来了。当时好像感觉,这是皇上吗?皇上是什么样?皇上应该是九鼎至尊,龙姿龙态,总是摆起那个架子来,至少是威风凛凛吧。没有。很奇怪,好像这是一介草民。」 程远行第一眼看见他,觉得对方有点惊恐:「当时我看他的表情,看出来心情不是特别稳定、忐忑不安,甚至是非常的惊恐,非常的害怕,他不知道要把他怎么的。」 这个神色惊恐的中年男子正是溥仪。爱新觉罗·溥仪,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帝王,14年「满洲国」的伪 ,在苏联经过五年的战犯生涯之后,再一次踏上了他曾经的「天朝王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中苏双方多次协商,商定将1945年被苏军俘虏的伪满洲国 爱新觉罗·溥仪引渡回国,时间地点确定在1950年8月3日的绥芬河车站。 21岁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赵毓英也接到了上级的秘密指令来到绥芬河车站。这却并非是她第一次面对这个「 」。1938年,时年33岁、身为「满洲国」皇帝的溥仪到沈阳视察。年幼的赵毓英就在当局组织的学生欢迎队伍之中。那时的溥仪给她留下的完全是另一幅印象。 「早上上学,头一件事就是让大家到礼堂集合,念诏书。红布黄布一层一层包,拿出来,中国校长念一遍,日本校长再念一遍,大伙就行宫廷礼,低头听着。」 「我们那阵就觉得他是皇上,是最高统治者,他是头头,就应该尊重。小时候看到的画像,穿马靴,戴军杠、挂绶带,非常威严、非常漂亮,那样的照片随处都可以看到。」 而在1950年8月3日的这个雾色笼罩的清晨,溥仪却迎来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为绝望一天。 「不能愧对列祖列宗」 1935年4月7日,清晨,日本横滨港。 当留学日本多年的爱新觉罗·溥杰看到他久未谋面的大哥时,觉得大哥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英姿勃发。 岸上礼炮齐鸣、人头攒动,天空中一百多架飞机编队飞过。裕仁天皇亲自迎接,沿途「满洲国」派日的留学人员和驻日工作人员更是狂喜,夹道欢迎,场面气氛热烈。 在这个同样雾色笼罩的清晨溥仪迎来了他人生中最为得意的一天。这天,29岁的爱新觉罗·溥仪以「满洲国」皇帝的身份开始了他的首次访日之行。此情此景,溥仪难掩兴奋,平生第一次感受到如此「礼遇」,对「友邦」心生感激,提笔写下:海平如镜,万里远航。两邦携手,永固东方。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第二次宣布退位的溥仪不甘心将大清列祖列宗传下来的三百年社稷江山毁在自己手中,一心等待着机会东山再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中国的东北三省沦陷,急于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以协助统治的日本关东军与溥仪一拍即合。1934年3月1日,在日本关东军的导演下溥仪在伪满洲国「称帝」,「定都」长春,改为「新京」、年号「大同」,这是年仅28岁的溥仪第三次称帝。 尽管不情愿地身穿着日本关东军陆海军大元帅制服、而并非象征著清朝皇位的皇帝袍褂,但此时的溥仪仍然幻想着借用日本的军力,帮他恢复大清的社稷江山。「不能愧对列祖列宗」是他此刻唯一的想法。 溥仪的生父醇亲王和22岁的弟弟爱新觉罗·溥任一同北上看望刚刚登基的「满洲国」皇帝溥仪。 「我父亲就不赞成,就带着我去看了他一下。」如今已经94岁的爱新觉罗·溥任先生回忆道,「溥仪还挺得意,我记得他在那儿说,明年这时候,咱们就不在这儿了,就到北京的宫里头去见。」 然而,溥仪终究也没有能够实现「到北京的宫里头去见」,而他的父亲醇亲王则再也没能见到他。 被俘 1945年,8月9日,早晨。「满洲国」「首都」新京,伪皇宫。 侄子爱新觉罗·毓嶦刚走到「同德殿」门口,就看见溥仪拉着福贵人,慌慌张张钻进了殿前的防空地下室。毓嶦还感到奇怪,突然听到城里响起了刺耳的空袭警笛声,南边远远的地方火光一闪,接着传来了不大的爆炸声。他向南张望,听到头上螺旋桨声扑扑拉拉地向北而去。 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发动代号为「八月风暴」的军事行动,宣布出兵中国东北。 8月9日下午2时,日本关东军高参吉冈安直来到溥仪的办公室,一反往日盛气凌人的常态,消沉地告诉溥仪,几千辆苏军坦克已经越过「国境」,预计次日即将到达「首都」新京附近。时间紧迫,要求溥仪立刻撤退。关东军打算带着他据守通化,走之前还撂下一句「要做好战败自杀的准备」。 「溥仪的作息时间表全乱了,」毓嶦说,「我见他一清早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内廷里东一头、西一头,漫无目的地看这看那。」 整个伪皇宫都开始紧张地为逃亡收拾行装,而溥仪更是成了惊弓之鸟。他有一本每天做功课摇卦用的《诸葛神课》,在装箱时不小心被红药水染红了一角。溥仪认定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红色是流血的象征。他因此大为烦恼,认为是不吉之兆。然而,此刻溥仪认定的血光之灾,却不是大兵压境的苏联军队,而是与他朝夕相处的日本关东军。他害怕日本人在倒台之前的最后的一夜,会把他杀掉灭口。 1945年8月11日晚,溥仪在伪满洲国皇宫的日子走到了尽头,这座让溥仪曾经寄托了恢复大清基业无限幻想的伪皇宫,也在兵荒马乱之中,成为了一片废墟。溥仪等一行人从火车东站上车了,火车装载着伪满洲国最高统治集团一路疾行,经吉林、梅河口奔向通化。预备在通化大栗子沟暂避,再作打算。 「连一顿正经的饭也吃不上了,别说他当皇帝的时候正餐起码要48道菜,现在是一道不到了,」毓嶦回忆说,「只有特殊给他呢,做了一顿面片儿吃,实际就是糊涂汤。而且做片汤也没擀面杖,只有随便找了个空酒瓶子擀的面,其他的人还吃不到。」 逃亡的第5天,心神不宁的溥仪终于从广播中得到了不愿意听到的消息。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这让溥仪大为惊慌。「他害怕日本人说他现在没用了,对他下手、下毒手。」毓嶦回忆说,「过去是叫什么『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就怕完了日本把你消灭,特别害怕这个。」 听闻战败消息,溥仪马上站起身来,当着众多日本人的面,冲著东方跪下,一边磕头,一边自颊其面,唸唸有词喊道:「我对不起天皇,我满洲国没能帮助你太平洋圣战,事已至此,这是我的罪孽,我满洲国没帮上。」 当天晚上,溥仪颁布《满洲国皇帝退位诏书》,第三次宣布「退位」。第二天,溥仪带着弟弟溥杰、侄子毓嵣、毓喦、毓嶦等人组成九人「亡命团」,打算乘坐小飞机到沈阳后,换乘大飞机逃亡日本,而将婉容、福贵人等人抛弃在大栗子沟。 8月16日中午,溥仪等人正在沈阳机场休息室里,忽然听到一阵震耳的飞机马达声。往外张望,见几架苏军飞机降落,一队队手持冲锋鎗的苏联士兵走了下来。不一会儿,机场上到处是苏联军人。 当天,苏联红军宣布,在沈阳机场俘虏了「满洲国」皇帝溥仪。 溥仪在沈阳被苏军俘虏一事,一直以来有诸多猜测。在若干年后,溥仪回想当初的沈阳机场的一幕,怀疑他的被俘绝非偶然,而是已经宣布战败的日本关东军与苏联红军达成的秘密交易。而对于当时的溥仪来说,他考虑的唯一问题就是活下去。他幻想着也许留在苏联是他逃离日本人的最后机会。 随后,苏军飞机押送著溥仪,飞行了5个小时之后在苏联境内降落,此时已经夜幕降临。 「到了晚上天都黑了飞机才落下来,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九人亡命团中目前唯一健在的毓嶦回忆说,「渴了,没有水啊,那时候溥仪喝的也不知道是自来水,还是地上打的水。他喝得还特别香;坐在飞机上吃那黑面包,苏联做的黑面包,黑糊糊的;哪有什么菜啊,美国罐头,美国罐头猪油。这一抹猪油,这抹一块黑面包,这俩抹一块吃下去。我说这是此一时彼一时,想当初喝香片,现在喝凉水,吃的黑面包、猪油。」 由于语言不通,此时溥仪完全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突然,一行人被黑暗中一个陌生的中国人声音吓得大惊失色。 「下了车,旁边有个军人说用中国话问,有人要解手吗。溥仪一听中国人说话,魂飞魄散,以为自己被交给八路军。其实哪有八路军,那个人是一个华裔的苏联军官,会说中国话而已。」 惊魂未定的溥仪以为自己死期已至,在黑暗中静静地等待着对自己命运的宣判。 「彩云秋后治」 1945年8月21日,早晨,苏联赤塔。 「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今天见到他的这位「老朋友」时,不知道该如何开口,索性一句话也没有说。 在长春被苏军逮捕时,苏联人问张景惠,是不是很久没有见到你们的皇帝啦?想他吗?没关系,很快你们就可以见到他啦。很快张景惠与各部大臣等若干高级官员被押送到了这个收容所。皇帝、大臣,「满洲国」的最高统治集团,竟然在苏联的异国他乡再次聚首,这有些荒诞不经的一幕仿佛是历史跟他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只是如今,早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君君臣臣」。甚至更多了一些冷漠,曾经的「王侯将相」,如今也是各怀心事。 「下边伪满的大臣根本不跟溥仪见面,见到溥仪我叫你什么,你叫我什么?我还叫你皇帝陛下?现在都不是,现在咱们都是俘虏,谁叫谁去!」毓嶦回忆说,「张景惠拿木头做了麻将,和军部大臣、教育大臣和农业大臣四个人凑一桌,天天打麻将;日本人就爱打扑克牌、下围棋;王之佑会说书,现编现讲,一天讲那么个二三十分钟给大伙听听,今天大破什么镇,明儿讲大获什么岛。爱干什么干什么,没人管。」 与伪满大臣的冷漠不一样,侄子毓嶦和皇室家族的其他族人们对这位同为「战俘」的溥仪依然尊敬有加,「我们这几个人伺候他,小奴才,死心塌地的。他吃饭,我们上食堂去,把这饭拿个盘给端回来,端到屋里边,他一个人单吃;喝水,我们拿壶给他打开水;衣服给他洗,铺铺床、叠叠被,也还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末代皇帝在红色的苏联并未受到太多的刁难。相反苏联方面还在衣、食、住、劳动方面给予了溥仪优待。他们特意为溥仪安排了单间居住,甚至还配备了佣人帮助溥仪料理起居。苏联人在溥仪的住处里摆放了不少红色书籍供溥仪「学习」。斯大林、列宁,对于这些陌生的名字溥仪没有一点兴趣。他的侄子毓嶦看到好奇想翻一翻,被溥仪白了一眼。 「什么斯大林、列宁,哪知道啊?那会看到书才慢慢知道,瞧见挺新鲜的,没接触过,」毓嶦回忆说,「我想瞧瞧列宁长什么模样、斯大林是怎么回事,就翻翻书。溥仪看到我翻书,一脸不高兴,还念呢,学共产主义党,学共产党的书了,你不是造反了!」 溥仪的特权甚至延伸到了马列主义思想和联共党史的学习课堂上。几个侄子为他单独放了一个大一些的椅子,让他坐得更舒服一些,还要沏上茶;领头读报、读书的人还得首先向他报告,他点了头,才可以开始学习。 熬过了每天例行的学习,算卦可以说是溥仪的一点可怜的精神生活。「他在屋里头算卦,我们在门口得看着,放哨。」毓嶦回忆说,「跪在床上算卦,拿着铜钱,哗啦哗啦在那摇晃。苏联兵来了,他就把钱收起来在那坐着,假装没事。苏联兵一看没事,走了。他就接着算卦。」 早晨算得好卦就有了希望,得到了安慰,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不得上吉之卦,决不罢休」。这点希望和安慰似乎只是当日有效,因为第二天又重新算起来,而昨天的希望和安慰都已经破灭了。 溥仪一直密切关注著中国国内局势的发展。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溥仪越发感觉到自己未来的处境不妙。「那一天他算了一卦,那卦写着『彩云秋后治』」,毓嶦回忆说,「这秋后的话,不可能有什么好消息。他就整天净琢磨这些个。」 这天,溥仪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给斯大林上书,要求留在苏联。 澳门威斯尼人赌场网址,「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1946年8月16日,早晨,东京,远东军事法庭。 中国检察官向哲浚看到溥仪的时候,溥仪情绪激动,拉着他的手失声痛哭,管他叫「同志」,这让向哲浚始料未及。向哲浚回忆说:「我记得头一次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看见我好像顾虑重重,因为他知道我是中国人,他担心中国是不是要审判他。」向哲浚告诉溥仪,要放下包袱,好好到法庭上去。 中国 将在国际军事法庭中出庭作证,这在审判史上是空前的,这也是末代皇帝溥仪沉寂五年后首次回到公众的视野。溥仪的出庭引发了全世界媒体史无前例的关注。日本的《朝日新闻》把溥仪的出庭说成是东京审判中「一个划时代的日子」。这天的法庭也显得极为拥挤,记者席上早已坐满了各种肤色的手持摄影机和记录本的记者;连台阶上边的旁听席也拥挤不堪。 上午11点25分,法官传证人到庭,整个法庭顿时紧张起来,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把目光投向这位新证人。溥仪身穿一套浅蓝色的西装,白衬衫,黑领带,因为没有戴帽子,可以看到他那满头厚厚的头发,其中有一绺垂在宽阔的前额上。通常护送证人的都是一个宪兵,但溥仪出庭始终有两个美国宪兵和一个苏联军官站在他的身后。 「我1906年出生于北京,名叫溥仪。依满洲习惯在名字之前另加爱新觉罗四字。1909年登上清朝的帝位。」在法庭宣誓之后,溥仪开始用稍微有点嘎声的北京话,回答季南检察长的亲自讯问。 他管孙中山叫「伟大的人物」,用「腐败」形容清政府,说中国革命是「非常进步的运动」,这一切都成为当时报纸上的奇特新闻。 「1911年,国内发生了革命,一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满清政府,这是一次非常进步的运动。当年12月中华民国成立,与此同时我便退了位。」从一个末代皇帝口中说出这样的话,也许真的是在苏联「学习」的成果。 出庭之前,控方的律师告诉溥仪,这八天的时间他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提防被告律师设定的陷阱,尽全部可能证明自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完完全全的傀儡皇帝。照他理解,自己傀儡程度越高,自己需要承担的战争责任就越低,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溥仪预料的那么顺利。 专研溥仪的学者王庆祥在分析溥仪当时的心理时认为:「刚开始时,他也是很激动的,他也揭露了一些问题。但是后来呢,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都出来指责溥仪,就讲溥仪本人也有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你有责任,在那个问题上你也有责任。这就让溥仪真的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想推推托不掉,想承认,害怕自己今后受到严厉的惩处,所以他这几天真的是很不好受。」 「溥仪这才意识到,东京这个审判虽然没有针对着自己,自己呢,没有站到那个被告席上。但是早晚有一天,他会站到另外一个被告席上,他的罪行会被清算;而那些罪行呢,又是和现在的这些日本战犯的罪行,连在一起的,关联在一起的,如果现在揭发了他们,那么以后也会成为自己的罪证。」 开庭的第八天,溥仪在结束作证前提出一个爆炸性的建议,他主动提出第二天可以讲一讲日本天皇,毕竟溥仪两次访日的期间都与日本天皇有过密切的接触和密谈。 当晚正当溥仪为第二天的作证做准备时,突然接到了法庭的通知,告知他的作证已经结束,他可以返回苏联。 981号犯人 1950年8月5日早晨,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 管教黄国城将一套新的囚服递给溥仪的时候,觉得溥仪有些情绪。 「对这衣服他有想法,他总觉得这个衣服好像寿衣、死人衣裳,穿上这衣裳就完了,」黄国城回忆道。 抚顺战犯管理所位于抚顺市内浑河北岸。1936年日本人修建时称之为「抚顺典狱」,1950年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改为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包括日、伪、蒋战犯在内的战犯982人。溥仪从苏联引渡回国后,正是被关押在这里。 溥仪拿到自己的囚服时,看见囚服的胸前绣著编号「981」。从此这成为了他在这里的名字。 溥仪一生有过多种称谓:1908年他三岁登基的时候,老北京都管他叫「小皇上」;1932年「满洲国」成立后,他又成为「康德皇帝」;1945年到了苏联后,迫于时局,身边的人改口称他为「上面」或者「溥大爷」。这些称呼溥仪都听着不顺耳,反而这个「981」倒让他觉得免去一分尴尬。 「一开始,我觉得很奇怪,溥仪怎么长得这么个样。」黄国城回忆道,「以前的照片,那是相当威武的,没想到这小子这么个德性,也不怎么的。戴个近视眼镜,和正常人也没啥区别,说话完全是北京口音,生活非常糟。啥也不是、什么也不会,就这么个玩意儿。」 更大的尴尬接踵而来。战犯所为了更好地锻炼溥仪的生活自理能力,刻意将他与家族的小圈子分开关押。失去了陪伴在身边30多年的左膀右臂,溥仪连最基本的生活也无法保障。 「挺遭罪的,」当时的护士长赵毓英对溥仪有几分同情,「他也没法,他的家人都与他分开了,现在与他同屋里的人没有义务帮着他。他就跟不上人家,早晨到了钟点该叠被的时候,大家很快把被整理好,像军队那样的。他被子叠不上,穿衣服穿不上,大家上外面集合去了,他也跟不上;衣服更不会洗,所以这个阶段他根本就没洗过衣服。想求人家他也开不了口;洗衣服,弄个盆,鼓弄半天也弄不上来,就挺遭罪的。他就像个小孩子一样。」 「有一次,贺龙来管理所视察,」管教罗凤臣回忆说,「他提出要见见溥仪,那天正好我值班,拿传票到号把他提出来了,我说溥仪你出来一趟,结果他忙活了半天,出来一看衣服不对扣、斜的,鞋带都不会系,裤子也是皱巴巴的。就这样见首长了。」 「战犯所组织劳动糊纸盒子。溥仪糊纸盒子笨死了,这纸盒子糊出来,哪个盒子最次、最难看、最歪的就一定是他的,」罗凤臣说。 一些小的「计谋」倒是可以解决最直接的困扰。 ——洗澡。溥仪不愿意和其他人在一起洗澡,怕别人埋汰。轮到他的监号洗澡的时候,溥仪第一个冲出来,跳进浴池赶紧洗。赶到别人下水前,他已经洗完出来了,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倒马桶。每个监舍都会安排值日生,轮流打扫卫生,倒马桶、扫地等等。溥仪一听说要倒马桶就慌了,不知道如何是好。所长注意到了溥仪的情况,发话说值日的事情溥仪就免了吧。溥仪才长吁一口气,就像大赦了他一样。 「没有精神」是管教罗凤臣回忆时对溥仪最深的印象。「你看他晃荡晃荡,跟个傻子似的。不像电影电视里演的那样,做皇上的时候那么精神,」罗凤臣回忆道,「其实当皇上的时候也是傀儡,也不是那么精神。他非常孤立,原来大伙都围绕他,现在都不理他了,大臣也不是大臣、下属也不是下属、侄也不是侄,就他一个人被完全孤立了,所以那个阶段的溥仪是非常苦恼的。」 被嘲笑、受歧视、被孤立、碰钉子,这是40岁的溥仪从未遭受过的。大多数时候,溥仪选择了沉默,与舍友不说话,与族人也不说话,有的时候受了一肚子气,被逼急了的时候,还有他实施「报复」的方式——占马桶。 「他也会使点坏,坐在马桶上不起来。他的那味儿太大,别人受不了。别人要用马桶他也不让、占著,」管教刘家常回忆,「别人白天不是说他坏话吗,他还击不上来;别人不是讽刺他吗,他不吱声憋气。到了晚上我熏死你们。」 离婚 1955年4月16日,早晨,中国抚顺。 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夫人郑英顺刚出家门准备上班,就在门口碰到了一个裹着头巾,挎著包袱的农村中年妇女。 「我就问她你找谁呀?」郑英顺回忆说,「她说她找溥仪,是溥仪的妻子。」 李玉琴生于长春市一户普通人家,1943年,年仅15岁的李玉琴被选入伪满洲国的「皇宫」中,并被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封为「福贵人」,成为溥仪的第四位妻子。1945年,日本投降,李玉琴被溥仪留在了大栗子沟,后几经辗转,一直在北京生活。1950年以后,李玉琴经多方打听得知溥仪被关押在抚顺,立刻筹措路费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见到了分别10年的溥仪。 抚顺战犯所经过请示上级,特别批准在所内辟出一个单间,用两张单人床拼起一张双人床,专门供探望期间溥仪与李玉琴居住。战犯管理所的管教意图用溥仪这段最后的婚姻,帮助他改造。 「看到溥仪,李玉琴还是吃了一惊。」负责安排李玉琴接待的郑英顺回忆说,「已经不是她想像中的那个样子了。她的想像中,当年这个康德皇帝是很年轻、很英俊、很帅气的一个年轻皇帝;而现在呢,变成了一个糟老头。背也有点驼了,说话也好像比较笨重了。」溥仪李玉琴 「而且呢,还有一些细节也让李玉琴感觉到了距离。比如她带来了一些糖果,溥仪一看到糖果,也许挺长时间没有吃过,赶快就拿过来掰开塞到自己嘴里,也不说另外掰一块,说玉琴你也吃一块,所以这些都让李玉琴的心里起了一些变化。她会在一些细节上非常关注这些事情,结果她觉得不像自己想像的那样。好像眼前这个人呢,不是她当年的丈夫,有了距离、比较生疏了;也不像当年那样好像非常的有为,而是比较老态龙钟的样子了。」 此后,李玉琴后又多次来到战犯管理所,但与溥仪之间的夫妻关系却每况愈下,而溥仪释放的日期又遥不可知。最终,李玉琴提出了离婚请求。1957年5月20日,河北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裁定准许离婚。 「离婚对溥仪的打击非常大,」管教刘家常回忆说,「原本在里面好像还有一个奔头,还有一个希望,现在连最后的希望也没有了,人变得非常消沉。」 特赦 1959年,12月底,北京。 高中生金毓嶂放学回家见到自己从未谋面的伯父时,觉得伯父看上去像一个老实人。 「戴一棉帽子,穿一身棉裤棉袄,就是劳改制式的服装,」金毓嶂回忆到,「跟我们握手特别有劲,刚回来的时候身体还是可以的,而且精神状态也比较好。」 「我就叫他伯父。哪里会再提以前的那套!都是以亲戚相称,他是我的伯父,我是他的侄子。」 一周前,还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的「编号981」突然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特赦令,即日释放。 「溥仪从来没有预期到自己会这么快被释放,」当时在特赦大会现场的管教黄国城回忆说,「论罪恶他最大,他是伪满的皇帝嘛,是第一号;论改造,也不能说好啊,生活自理能力还是很差;论学习,他的弟弟溥杰比他强多了,很有政策水平;溥杰写了十个字了,那溥仪可能一个字还没写出来呢,所以当时怎么想,从哪个角度上考虑,溥仪也不认为第一个特赦可能会是他。」 弟弟溥杰捅了捅他,他才往前走了几步,深深地鞠躬,然后抬起他的双手,接了那份特赦通知书。管教黄国城说他看到了溥仪眼中的泪水。 回到监舍,收拾起自己不多的盆盆罐罐,同屋的人都向他道喜。溥仪没有说话,只是低头撕掉了衣服胸口的「编号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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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初来乍到,伪皇宫里的一切都让毓感到新鲜而神秘。溥仪和皇后婉容分屋而住,皇宫里同时住着溥仪的弟弟溥杰,溥仪的妹妹、妹夫等若干人。白天,大家各司其职,晚上,所有人都陪在溥仪身边。虽然封建帝制早已被推翻,但是在皇宫之内,君臣之礼依然被严格遵守。“7、8点吃完饭,之后两个来小时,溥仪在那儿坐着说话。你就得站着听,一直站着,手都朝下,一点都不能动弹。因为老是耷拉着手,所以站着不是脚累,是手胀。”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溥仪私塾里的学生一共5人,都是清朝王室的后裔。在这里,毓学习四书五经、清朝历史、日文等内容。溥仪偶尔有兴致时,也会亲自讲课。而讲课的重点,依然是给学生们灌输君臣之礼:“我要是不当皇帝,就跟你们一样,我们都是爱新觉罗家族的人。现在我当皇上了,就不一样了,换句话说,也就不是亲族的关系了。皇上跟谁不论亲戚,只论皇上,你是奴才,我是皇上。”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溥仪在伪满皇宫开设私塾,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培养心腹奴才。在溥仪心中,从没有停止过复辟大清的幻想。他曾希望借助日本人的势力培养自己的心腹,他将包括自己亲弟弟溥杰在内的一批清朝王室后裔送到日本的士官学校念书。但他没想到,这些学生后来纷纷背叛,投向日本人的怀抱。他的亲弟弟溥杰甚至娶了日本女子嵯峨浩作妻子。这让一心想培植自己势力的溥仪格外失望。因此对于眼前私塾里的这5个学生,溥仪对他们做了严格的限制。不许他们与伪皇宫里的日本人接触,不许随便外出;没结婚的学生一个月可以出门一次,结婚的学生一周回家两次,但是回来要如实报告外出情况。复杂的规矩,让初进皇宫的毓很不习惯。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从皇上变为溥大爷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在毓记忆中,溥仪在伪满皇宫所有的权力都被日本人掌控。他的脾气因而变得多疑暴戾,往往因为一件很小的事,就会打身边的人。“他老拿眼瞧你,皇上瞧你,心里发毛,但也不敢瞧他。他看你不敢看他,就问‘你怎么不敢抬头瞧我呢?你心里有什么鬼。’”于是,毓被赐打板子。还有一回,毓因为说溥仪吃的痔疮药形状象枪药,犯了诅咒溥仪的嫌疑,又换来一顿打。毓说,溥仪打人往往没有什么理由,怎样你都得受着。有时候别的学生看不过去,给求情,而求情的后果就是一块被打。时间久了,没有人敢再多说一句话。面对疑心病重的溥仪,毓选择了忍耐。在他心中,“溥仪就是皇上,皇上就是神圣不可侵犯,被皇上打要逆来顺受。”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1939年,毓承袭了父亲和硕恭亲王爵位,拥有了恭亲王的头衔。他在伪皇宫一共生活了8年,从14岁到22岁,被训练成一个完完全全的奴才。而皇宫之外,是轰轰烈烈的八年抗日战争。对于窗外发生的一切,毓虽然有所耳闻,却没有半点感觉。伪皇宫的院墙,将他与世隔绝。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1945年8月8日夜晚11点多,一阵尖厉的防空警报划过长春的夜空。日本关东军司令通知溥仪:“苏联已经对日本正式宣战,苏军已全面入侵东北。”听到这个消息,溥仪大惊失色。他匆忙收拾金银细软,带着亲信连夜逃出长春。火车走了两天一夜,终于到达了通化郊外的大栗子沟。本打算在此静观事态发展的溥仪,却没有想到,两天后就传来了日军投降的消息。毓记得,当听到日本投降的那一刻,溥仪扑通跪在地上,自己打自己嘴巴子,一边打一边说,“我满洲国没能帮助你打赢太平洋圣战,你垮台了,这是我的罪孽,我对日本天皇有罪。”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日本宣告投降,彻底粉碎了溥仪的复辟梦,眼下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逃跑。1945年8月16日,溥仪召开了伪满洲国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宣读了他的退位诏书。与此同时,毓敲开了母亲的房门,他告诉母亲,自己即将追随溥仪逃往日本。“母亲在屋里坐着,舍不得我走,但她什么话都没说。”那时候毓对于亲情十分淡漠,在他的概念里,没有什么比保护溥仪,跟着他生死与共更重要了。毓没有想到,和母亲这一别,就是12年。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按照原计划,溥仪带着弟弟溥杰、侄子毓等8人从通化坐飞机到沈阳,然后从沈阳机场转机逃往日本。但是谁也没想到,溥仪一行人一降落在沈阳机场,就被在此等候多时的苏联兵抓个正着。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虽然沦落为俘虏,但是苏联政府对溥仪和他的8个亲信还是格外地优待。他们被安排住在前苏联赤塔一座环境优美的疗养院中。在这里,毓第一次看到了他从未见过的中文书:《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和斯大林著的《关于列宁主义问题》。从来都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为何人的毓,好奇地翻开这些共产党的书。这一切引来溥仪的不满。“他以为我瞧共产党的书,是不是想造反。”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在苏联,毓生活了5年。他回忆说,在头两年,他和溥仪的其他几个亲信还轮流伺候溥仪,替他打饭、烧水、洗衣服。但是同样关押在此的伪满大臣对待溥仪的态度则颇为微妙。他们见到溥仪已经不再像原来那样毕恭毕敬,对他的称呼也由原来的皇上变成了老溥、溥大爷。而随着改造的深入,毓对待溥仪的态度也逐渐转变。“在苏联待了5年,思想也变化了,你也是俘虏,我也是俘虏,我为什么要伺候你呢?过去,他是皇上,我对他一心一意,同生死,共患难,到苏联就没那种思想了。”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见谁给谁磕头”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溥仪意识到了毓身上的变化,为了笼络另一位照顾自己的侄子毓,溥仪请弟弟溥杰代笔,偷偷立毓为自己的继承人。对于溥仪的这个举动,毓不以为然。1949年10月1日,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毓开始期待着回家,与母亲相聚。一年后,他如愿以偿。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1950年7月30日上午,苏联伯力红河子看守所所长阿斯尼斯上尉当众宣布了苏联政府的决定:即刻遣返所有被关押在苏联的伪满大臣和将军们。为了确保安全,押送伪满战犯的列车,窗户全部被糊上。走了一天一夜后,列车到达了中苏边境绥芬河车站。在这里,毓和溥仪家族的其他成员,被苏军移交给中国政府。一路上,溥仪精神紧张,神情恍惚,“半夜也不睡觉,在火车上来回走,见谁给谁磕头。”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中国政府将伪满战犯关押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然而,随着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朝鲜战局吃紧,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伪战犯全部北迁到哈尔滨的道里监狱。在哈尔滨,溥仪意识到自己没有性命之忧,他开始学着放下皇帝的架子,与同监号的人一起值日,打扫卫生。“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管理颇为严格,规定不是一个监号的人不可以交谈。只有溥仪得到特别优待:每天在院子里散步时可以和家人说一会话。我那会见到溥仪没话,说什么?溥仪还假装关心关心你,你怎么样?好不好啊?我心里说,你还关心我?你也是假模假式的,我也不愿意搭理他。”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此刻,在毓心中,溥仪的光环早已消失殆尽。而之后的集体劳动,溥仪的笨拙更是让毓对他的一无是处嗤之以鼻。“我们在哈尔滨铅笔厂进行劳动改造,我和溥仪被分配在同一个小组,每天的劳动内容是糊纸盒。溥仪糊纸盒子笨死了,这纸盒子糊出来,哪个盒子最次、最抽抽、最歪的就是他糊的。后来人家说,你糊纸盒子不行,你刷浆糊吧,浆糊他也刷不了。他根本就没干过活,特别笨。打那时候就知道了,他那手不行。”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12年后重获自由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1957年1月27日,最高检察院的代表向毓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书”。从苏联监狱到中国监狱,34岁的毓终于告别了12年的囚犯生涯,重获自由。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和意料中的欣喜完全不同,出狱后的毓忧心忡忡。“在苏联待5年,在战犯管理所待7年,前后12年。这12年吃喝穿住全有人管,现在你释放了,回家了,之后怎么生活?完全不知道。”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回到北京,毓和母亲、弟弟暂时住在一起。不远的地方,就是祖上的基业——恭王府。而此时,毓却没有心情旧地重游。为了生存,年近40岁、没有一技之长的他只得去干重体力活。挖马路、挖沟、装地缆……能想到的体力活毓几乎都干过。然而因为身形瘦小,毓每次只能拿半份工资。“当时挖一个沟,人家一天挖出来了,咱没那么大力气,不会干,人家一个人的定额我们两个人干,两人挣一人的钱。”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1957年毓出狱时,他的叔叔溥仪依然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劳动改造。直到两年后,溥仪才获得中国政府的特赦。从监狱出来后,溥仪被安排在政协工作。之后,又在组织的安排下,与李淑贤结婚,组建了新的家庭。从一个皇帝被改造成公民,溥仪不用为吃饭穿衣费心。而当年跟随他坐牢的毓,却因为没有一技之长,一直做着临时工。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曾经对溥仪忠心耿耿的毓,在溥仪结婚时也没去参加他的婚礼。用他的话说,“因为不知道溥仪结婚了,他没通知。”在毓眼里,溥仪不通人情世故,所谓叔侄关系,也就这样淡然地面对。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1966年“文革”爆发,由于出身问题,毓被下放到天津的茶淀农场,进行劳动改造。这一年,溥仪患了肾癌,住进协和医院。一年后,毓和其他人一样,从报纸上得知了溥仪去世的消息。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KqE - 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 毓在“文革”结束后获得了平反。1980年,他回到北京,成为一名普通的农场职工。退休后,毓凭借着年幼时的书法底蕴,再加上自身的爱好,潜心钻研,竟意外地在宣纸和墨香中找到了新的位置。现在,他最重要的身份是书法家,甚至还有着自己的经纪人。毓老人现在常用的一个名字是毓君固,爱新觉罗•毓这个弥漫着清王朝气息的名字,只有在特殊时刻才会被人提起。Kq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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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现在日本完了,溥仪都哭了”

1945年8月8日夜晚十一点多,一阵尖利的防空警报划过长春的夜空。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赶到伪满皇宫通知溥仪,苏联已经对日本正式宣战,苏军已经全面进入东北。听到这个消息后,溥仪大惊失色,他匆忙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往通化。

毓嶦:那时候伪皇宫里头,汽车已经没有了,司机全都走了,那东西怎么运到车站去呢?最后来的日本关东军,装车运走了。

溥仪带着亲信连夜逃出长春,火车走了两天一夜,终于到达通化郊外的大栗子沟。原本打算在此休整静观事态发展的溥仪却没有想到,仅仅在两天之后,就传来了日军投降的消息。1945年8月15日,天皇裕仁发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诏书。

毓嶦:日本天皇广播,后来溥仪就把溥杰找去了。溥杰他会日语啊,他一边说一边听着,溥杰给他翻。知道现在日本完了,溥仪都哭了,溥仪、溥杰俩人就哭了,说这回日本也完了,满洲国也完了,怎么办怎么弄等等。

很快关东军军官吉冈代表日本政府,正式向溥仪通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毓嶦:溥仪马上站起来,冲着东北跪下,给日本天皇叩头。自己还打自己嘴巴子,说我这个满洲国没弄好,没能帮着你打太平洋“圣战”,你也垮台了,这是我的罪孽什么的。

陈晓楠:日本投降,溥仪逃亡。这中国历史上最为戏剧性的一幕,曾被各种历史文献梳理记录,被各样的艺术作品反复地再现还原。也正是在日军投降这一刻,中国的命运,日本的命运,全世界的命运,溥仪这个末代皇帝的命运都被彻头彻尾地改变。不过,恐怕很多人并不知道,历史书上多半也不会记载,也正是在此刻,还有一个人,他的人生也突然地转了一个弯。在得到最坏的消息之后,溥仪慌忙地收拾行囊准备逃亡去日本。千钧一发之际,他并没有选择带上他的皇后家人,他只挑选了八个身边最信任也觉得最用得着的亲信,这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当时年龄最小的,爱新觉罗·毓嶦,他是溥仪的堂侄。从十四岁父亲去世之后来到长春的伪满皇宫投奔溥仪,他在溥仪身边,已经生活了8年时间。当时的他并不明白此次的逃亡对自己的人生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也不会想到,作为皇帝身边最不起眼的一个小卒子,正是因为对皇帝、对早已消亡的清朝帝国的忠诚,他一生的轨道由此将被牢牢设定,无法改变。

1945年8月16日,在到达通化的第二天上午,溥仪召开了伪满洲国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宣读了他的退位诏书。与此同时,毓嶦敲开了母亲的房门,他告诉母亲,自己即将追随溥仪逃往日本。

毓嶦:她在那屋坐着,知道我要走了,她也舍不得让我走,也很难过,但都没说话。

陈晓楠:也想不到这一走可能就很久见不着她了吧?

毓嶦:跟溥仪走了怎么样,那时候也不想那些。我走就走了吧,什么都不要了不管了。那夏天就穿一套衣服,走了。

陈晓楠:当时你觉得跟着他就能安全吗?

毓嶦:不管安全不安全,反正就是跟着,保护着溥仪。活就一块活,死就一块死了。

陈晓楠:毓嶦和母亲这一次的分别,再见面已经是十几年之后,且彼时已是天翻地覆换了人间。而说在常人看来这大难临头生离死别的一幕,毓嶦的叙述却出人意料的平静和简单,他说至今他只记得离开的那一刻,母亲什么都没说,就一个人坐在门口的小凳上,低着头。而他甚至都没有真正走上前去和母亲道别。毓嶦说,其实他自己都有点难以理解多年前的那个年轻人缘何如此的冷漠,如此的淡然,那个时候,对于他,爱新觉罗的后裔、溥仪的学生,追随这个乱世中的皇上好像是如此地天经地义。

“皇上和谁不论亲戚,你是奴才我是皇上”

毓嶦的父亲溥伟是溥仪的堂兄,是清王朝的和硕恭亲王。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封建帝制后,溥伟变卖家产远走他乡。1923年毓嶦出生在大连,虽然身为长子、皇族后裔,毓嶦从出生那一刻起,却就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

毓嶦:原来北京恭王府什么样的,我哪知道啊。因为我没觉得说家里头是恭王府,恭王府在北京,在什么地方呢?俗话说的话,你恭王府大门朝哪,我都不知道。

1931年毓嶦8岁时,他从未谋面的堂叔溥仪在长春登基,伪满洲国成立。也就在这一年,溥仪开始给积极复辟的清朝王室成员分发供奉。与溥仪平辈的恭亲王溥伟,每年便可以从伪满政府那里领到一万元的生活费。然而1937年随着溥伟的去世,毓嶦一家的生活陷入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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